长江、黄河、澜沧江蜿蜒流过，**的星宿海再次波光粼粼，有“中华水塔”之称的三江源地区再现生机。5年来在这一地区实施的生态治理工程见到成效。为此，5万生态移民陆续从三江源地区搬出。

　　目前，移民搬迁已近尾声，专家指出，三江源生态移民不是简单的农牧民“位移”，平衡生态保护、民生改善和牧区发展三者关系是决策者亟需着力解决的课题。

　　作为三大江河的发源地，青海省玉树、果洛、黄南等三江源地区多年平均出境水量达570亿立方米，哺育了中国半数以上的人口，维系着中下游的水环境**。

　　然而，在过去几十年中，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共同作用，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天然草地沙化、退化，鼠害猖獗，冰川萎缩，对青藏高原乃至整个亚洲的气候产生了深远影响。

　　为拯救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整个三江源自然保护区15万平方公里内已有近5万名牧民从生态恶化区域内搬迁出来，在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的州、县、乡城镇地区重新落户，以保证原居住区草原充分休养生息。

　　中国政府规划投资75亿元的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于2005年启动，除生态移民外还涉及草原、森林保护、黑土滩治理、鼠害防治等20多个项目。

　　青海省三江源办公室专职副主任李晓南说，生态建设工程实施以来，三江源地区生态退化趋势明显缓解，水源涵养功能初步恢复，向长江、黄河以及澜沧江中下游输出的水资源保持优良水质。

　　西部生态脆弱是中国政府自2000年以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

　　今年7月，中央政府提出今后10年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目标包括：生态环境保护上一个大台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遏制。

　　李晓南说，近5万名生态移民为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尽管他们能**一定数量的粮食和生活补助，但这些除了放牧没有其他生活技能的藏族牧民，在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受生计难、增收难、融入城镇生活难等问题的困扰。

　　33岁的扎多是一名生态移民，6年前他从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上拉秀乡日麻村搬迁到80公里外的生态移民定居点——加吉娘移民新村，这里离玉树州州府所在地结古镇只有十几分钟的车程。

　　而由于禁牧减畜，在搬迁到这里前，扎多将原有的40多头牛、25只羊全部卖掉了，现在卖牛羊的积蓄已经全部用尽。“主要是什么都要买，花钱的地方太多了，而且物价比原来上涨了很多。”

　　扎多说，现在家里主要靠挖虫草为生，但他对一年仅两个月收成、完全“靠天吃饭”的虫草行业充满忧虑，希望重回草原继续放牧为生，但这似乎已不可能了。

　　和扎多相比，掌握着一技之长的三江源牧区移民贡桑然加的生活条件相对要好得多。

　　7年前，贡桑然加一家10口从110公里外的玉树州囊谦县着晓乡班多村搬迁到位于县城附近的香达移民社区。他与33岁的妻子才丁利用卖掉100头牛、100只羊的积蓄，再加上政府的各种生活补助，盖起了近10间新居，还开了一家小卖部。“去年通过小本买卖，我家收入了4万多元。”才丁说，现在每天的生意很好，**能卖三四百元。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恒生说，三江源生态移民不是简单的“位移式”移民，他们搬迁后生存区域发生了很大改变，生产生活方式也产生了根本变化，如果生态移民没有自我发展能力，三江源地区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将难以实现。

　　青海省发改委对口支援处副主任平志强说，三江源地区生态问题的根源是人口和资源的矛盾，在生态补偿机制建设中应正确处理生态保护、民生改善和促进发展三者关系。其中移民群众民生问题应当突出考虑，要让牧民掌握一门手艺，扶持发展一项产业，从而走上致富路，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也是实现生态改善的治本之策。

　　王恒生说，西部大开发会议提出的“生态补偿”，其核心是让西部的这些生态敏感地区“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这是兼顾长远利益和群众利益的“民心工程”，将成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心针与催化剂。